略论郎红浣谈侠说剑三十年
摘要：言情小说家郎红浣先生成名于年代，是开启台湾报刊武侠长篇连载的第一人。他通过艺术手腕将言情与武侠两种文类作有机的结合，并致力于描写满清八旗贵族生活之风貌；寓历史、言情、武侠、人情世故于一炉，成就独特，被誉为“开武侠小说新纪元”。其代表作《玉翎雕》《瀛海恩仇录》《莫愁儿女》《珠帘银烛》《剑胆诗魂》五部曲写三代英雄儿女悲欢离合的故事，时间跨越顺、康、雍、乾四朝，纵横大江南北，更远及边疆化外之地；格局壮阔，故事曲折，人物鲜活，足堪媲美王度庐之“鹤—铁”五部曲，对研究现当代台湾武侠小说之来龙去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作者：叶洪生
原文载于《苏州教育学院学报》年第4期
叶洪生，资深武侠评论家，安徽庐江人，年生于南京，台湾淡江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历史月刊》副总编，《中国时报》主任编辑，《联合报》主任编辑、副总编辑、主笔等职。著有《二十年一觉飘花梦》、《绮罗堆里埋神剑》、《蜀山剑侠评传》等书。编撰有《九州生气恃风雷》、《近代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系》、《台湾武侠小说九大门派代表作》、《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与林保淳合著）等书。在台湾有“武林太史公”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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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论台湾武侠小说作家资格之老、辈分之尊，殆无人能出郎红浣之右。他不但是台湾最早从事武侠创作的先驱者之一，而且是开启此地报刊连载长篇武侠小说的第一人。这位“台湾武侠先驱”所代表的象征意义非常重大，值得专章深入探讨。
郎红浣，本名郎铁丹（—），祖籍长白（山）；出身于满洲八旗中的钮祜禄氏，为清廷宗室贵冑子弟，祖上世代均为武官，镇守有“天下第一雄关”之称的居庸关。郎家人有一说，其祖（佚名）曾奉派出任“江南七省八旗都统”，却因铁船弊案触怒西太后而畏罪自杀。其父郎纯一被下放福州治下某县，做了末代县太爷。总之，其家世可谓暧昧不明，介于迷离惝恍之间。
据称，“铁丹”之名系西太后御赐，取“铁券丹书”（可免死）之意，极表荣宠。铁丹自幼锦衣玉食，过着京里“小贝勒爷”般的贵族生活。然不幸在三岁时其生母早逝，由继母林氏（为晚清名臣林则徐侄女）所设家塾教养长大；至九岁时复又丧父，顿失所依。故其童年时期即父母双亡，遭逢人伦惨变；幸有林氏继母一肩扛起衰败家业，苦苦撑持。但小铁丹再也不能继续养尊处优下去，他必须自食其力，学习日常生活技能。
据明日工作室《向武侠大师致敬——武侠60》纪录片导演华志中专访郎氏子女郎志坚、郎知平二老所记：郎红浣生性叛逆，放荡不羁。但在继母的调教下，打下了良好的文史基础；且精通音律，善于度曲吹箫。年民国鼎革，清帝退位，十五岁的郎铁丹随外公南下福建林家依亲。他先到福州马尾造船厂充当学徒，得机缘拜福州鼓山寺方丈（佚名）为师，修习武功。据说在法会中他能手持一米长的木槌，敲打大如人头的木鱼诵经达一炷香之久，可见其功底之厚和臂力之强。因此年轻时好勇斗狠，曾上山“落草”，以“劫富济贫”为人生志趣，有以一敌八、力抗众暴徒的“英雄行径”发生，常为郎家津津乐道。惟如此厮混多年，终究一事无成。后来获得林家表妹（秀兰）垂青，结为连理。年长子志坚出生，遂不得不面对养家糊口的现实问题。
郎紅浣林秀蘭夫婦
郎红浣照片为全网首发，由叶洪生先生无偿提供，特别致谢！
一、末路王孙“内化为侠”三十年
其哲嗣郎志坚在回忆中指称，约当志坚五六岁时（年左右），郎红浣才开始向报刊投稿，尝试写一些散文、杂文及言情小说以贴补自家零用。据称其抗战前曾应聘香港某报写稿，却因文字贾祸，被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派人抓去软禁了两个月，逼其为“大日本亲善”文宣工作效力。幸得我方地下特工营救脱险，乃得重操卖文旧业。对日抗战期间，又曾一度逃家，隐姓埋名至南平纺织厂干活，自得其乐。年抗战胜利，其异母弟郎舰澄自美返国，出任海军定海巡防处少将处长，始安排郎红浣至舟山造船厂任职，办理军中文书业务。
年郎氏随军至台，进入基隆海军第三军区担任秘书，掌管印鉴。公余之暇笔耕不辍，直迄年以海军少校军阶退役，方得专事武侠创作。据其子女回忆，郎红浣住在一间四面透风的破房子里，每天清晨四时即起床写作；但家徒四壁，除了墙上挂着一幅地图外，没有任何一本参考书，所有的小说人物和故事情节都装在他的脑海里，喝茶、抽烟、沉思是其写作三部曲，缺一不可。而在现实生活中，他能够用手中的洞箫打下树上的猫头鹰；也动辄拿儿女出气，甚至手上任何物事都能当暗器使用，且说打就打，毫不留情！
郎红浣一生共有九个子女。在其儿女的心目中，父亲是个无可救药的“天涯浪子”：婚前，他走南闯北，满世界乱跑，美其名曰“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婚后，有家却等于无家，因为他很少赚钱养家，也不顾及妻儿老小生活，只一味优游于自己的梦幻天地中，我行我素，旁若无人。虽然如此，郎氏一生却好交游，素以义气为重。他时常会请朋友喝酒同乐，甚至会将张罗来的子女学杂费及所穿衣物拿来转送朋友救急。故其济人之难、仗义疏财的侠客行径常为友人所称道—他的所行所为活脱就是自己笔下武侠人物“内化”（Intrnalization）的典型人格表征。因而放浪形骸，良有以也。
其一贯的人生信念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醪明日休”！所以常常借支稿费，寅吃卯粮，从不理会家人死活。但也有例外：据说他平生只肯听从继母林氏一人的话，恭敬孝顺，从不敢拂逆母命；却视妻子儿女为身外之物，不稍顾惜。所以郎志坚、郎知平兄妹的结论是：“父亲是个非常奇特的人！像是个放荡不羁的浪子，生活中只重视朋友而没有家人。说到底，他是不应该成家的。母亲跟着他，担惊受怕，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真是太委屈了！”
关于郎红浣笔名的由来，一向无人知悉，即便郎氏本人亦始终秘而不宣，致使当时的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后归并为警备总部）还因为他笔名中的“红”字，怀疑他是“匪谍”或为“共匪同路人”（思想左倾分子）而将他传去问话。其实熟悉清人诗词者皆知，清初诗家厉鹗（太鸿）有一首七绝题为《春寒》，即有“漫脱春衣浣酒红，江南二月最多风”之句。而其书中又常出现“红裙浣酒”一词，乃知其笔名“红浣”之来由盖出于此。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他的诗酒风流本色，正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郎红浣这位谈侠说剑三十年而“内化为侠”的天涯浪子终于在写完《赫图阿拉英雄传》（即《四骑士》，）后，萌生退志，决意淡出武坛。此时他年逾花甲，在创作上已力不从心。虽然与其早年言情小说同名的武侠新作《酒海花家》仍在《大华晚报》刊载，但“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兴许作者也会有不堪回首之感吧。正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于是归养于台中长子新居。年郎氏因摔断腿而失去行动自由，遂郁郁以终，享年72岁。
（一）关于郎氏“旧瓶装新酒”之辨正
回顾其至台后的武侠创作因缘，据郎氏自承，系因年初偶得资深报人、掌故名家、古春风楼主人高拜石（芝翁）之介，在《风云新闻周刊》上发表其来台后的第一篇武侠小说《北雁南飞》，却因涉及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等史事而被迫中辍。不料这篇“犯禁”的小说却意外获得当时《大华晚报》创办人暨总编辑薛心镕的赏识，认为作者文笔优美，是不可多得的写作能手，理当延揽入该报，长期撰写武侠小说。不久，郎氏即应《大华晚报》之邀，于年3月起动笔撰写《古瑟哀弦》《碧海青天》二部曲，乃正式展开其至台后长达十年的武侠创作生涯。
今据台北“国家图书馆”现存《大华晚报》档案资料（按最早连载起始月份）作一概略统计，依序如次：《古瑟哀弦》（年3月）、《碧海青天》（年9月）、《瀛海恩仇录》（年5月）、《莫愁儿女》（年5月）、《珠帘银烛》（年10月）、《剑胆诗魂》（年12月）、《玉翎雕》（年11月）、《青溪红杏》（年4月）、《黑胭脂》（年3月）、《四骑士》（原名《赫图阿拉英雄传》，年2月）、《酒海花家》（年5月）等书。其间每部连载小说相隔多不超过一周，足见《大华晚报》倚重之深，几乎无人能够取代，可谓独步一时。
惟由大陆近年新发现的老数据显示，郎红浣从事武侠创作时间或有争议，恐非始于至台之后，很可能与还珠楼主约略同时。据热心人士初步调查，至少从年起，郎氏即已有作品问世。如福建《国光日报》连载《酒海花家》（）；《小民报》连载《桃花浪》（）；福州《毅报》连载《珠帘银烛》（笔名“石啸”，）等。由此推论，则未见到的“其他报刊当不排除也有郎红浣作品”；那么其至台后连载发表的武侠小说亦“很可能大多是民国旧作”。是耶非耶？是否持怀疑论者已验看过这些数十年前连载的小说即为武侠作品？抑或仅仅凭借相同的书名即敢大胆论断？这倒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据北京“侠痴”业余考据家赵耀利（网名“鲈鱼脍”）追查此一“武侠悖论”公案，并在其博客中发表《奇怪的郎红浣小说》一文中明确指出：年4月1日《福建民报》推出晚刊《小民报》，开始连载言情小说《桃花浪》，署名“红浣”；经查与同年12月9日香港《工商晚报》连载郎红浣写的《黑胭脂》完全相同，却与郎氏在台湾出版的武侠小说《黑胭脂》（）内容毫不相干——两者只是书名相同而已。
无独有偶，年4月17日《小民报》继《桃花浪》后又连载“红浣”所撰言情小说《莫愁儿女》，直到抗战前夕尚未结束。而香港《工商晚报》则继言情小说《黑胭脂》后又连载郎红浣《白门红树》——经仔细比对作品内文发现，《白门红树》即是前述言情小说《莫愁儿女》的别名。所以其结论是：“换个故事名，换个地盘，这不算是奇怪；真正奇怪的是：从已知的这两部书《黑胭脂》、《莫愁儿女》与目前流行的（武侠）版本，根本不是一回事！除了书名相同，根本就是两部书，毫无关联。”
赵耀利君指出，在《小民报》连载《莫愁儿女》的《篇头杂感》中，郎氏曾如是说：“近来对于写小说已经成了经常性的职业。既然说是职业，当然不是专靠一部小说的稿费就能够养活七口之家。”在历数当时所作的六篇言情小说之后，忽然话锋一转，提到他的“处女作”——《碧海青天》。这当然指的是言情而非武侠。他说：“《碧海青天》是我的处女作，原名《青春鹦鹉》。当时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点，因为这一家报纸忽然停刊的缘故，没有把她续完。为着是处女作，我不忍使她残废湮没。商得编者的同意，把她整理付刊。她，也许女性方面会喜欢她的，因为她是近于哀情的一篇小说。”但若说“她”跟台湾同名武侠小说的《碧海青天》“毫无关联”，却也未必！原来两者间尚残存着拐弯抹脚的“一回目”关系，说是“隔山打牛”也不为过。
话说回来，从言情到武侠的心路历程中究竟郎红浣压缩了多少“爱恨情仇”，吾人无从知悉。但笔者依据以上白纸黑字可作一小结：盖郎红浣与顾明道、王度庐两位同好的创作经历类似，都是先言情而后武侠。但郎氏却有一项“文武互搏”的特殊癖好—凡是言情小说用过的故事文题，可能会随着他不同的人生境遇（譬如逃难至台）之转变而衍生出同名的武侠小说；内容则风马牛不相干。这或许是其刻意向自我挑战，或是作为某种人生纪念的新尝试，却绝非“旧作新编”！这的确是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而跟世间所谓新编本、修订本的性质迥然不同。此所以会引起后人诸多猜测与误解，是因为谁能想得到郎红浣早在金庸之前就大开周伯通式“左右互搏”的玩笑呢！
诚然，真正的有心人在“大胆假设”之余，必定会“小心求证”。笔者姑引证一段年郎红浣自己所写的《瀛海恩仇录·小引》，以说明个中疑似的问题：
写完了《碧海青天》最后一个字，身心觉得一阵轻松。……大家的意思，要我继续再来篇武侠。在受宠之下，我很怀疑是否还有余勇可贾？但以一年来文字因缘讲，我不能辞；以我私人稿费收入说，我不愿辞。我只好再冒险，决计把过去想写还没写的一篇《瀛海恩仇录》发表。谁都知道亡清初叶的文字狱惨厉可怕，我要写的便是个中一段故事。……故事可能热闹，但不免悲哀成分多。人生总是悲多欢少，会短离长，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四十一年四月于台湾基隆）……
吾人由上文中提到“文字狱”及“再冒险”之语，不免会联想到《北雁南飞》半途折翼的故事；而《瀛海恩仇录》或许是其投石探路、试水温的一支“温度计”而已。其后则接连有《莫愁儿女》《珠帘银烛》《剑胆诗魂》诸部作品之杠上开花、一续再续。然而关键处恰恰在于《瀛海恩仇录》故事是除《玉翎雕》之外其他系列小说人物关系的总源头。换言之，若无《瀛海恩仇录》这部“过去想写而没写”的作品问世，就不会有后续子子孙孙的传奇故事产生。此纯就一般事物演化的逻辑推理或因果关系而言。至于署名“石啸”者所写《珠帘银烛》是否即为武侠版《珠帘银烛》？我们由“鲈鱼脍”博文举出的年代几部作品的实际情况来作类推，应可排除是“旧作”的可能；因为武侠版《珠帘银烛》的故事是赓续《莫愁儿女》而来，没有孤立存在的条件。不过，继《剑胆诗魂》（完结篇）之后发表的《玉翎雕》却突然给了读者一记回马枪，同时也解开了一些历史疑窦与谜团。
（二）《北雁南飞》折翼与《玉翎雕》风云再起
年11月中旬，郎红浣在发表《玉翎雕》前夕，写了一篇《篇头话》，对《北雁南飞》之折翼，给了社会大众一个明白的交代：
四十年春，我由高拜石先生介绍，在《风云新闻周刊》上登载一篇武侠长篇小说叫《北雁南飞》；那是我来台湾后第一篇的拙作。无名小卒初次粉墨登场，我有相当戒心。写得不好，那是我根本不济；可是我已尽了最大努力。不久“风云新闻”酝酿改组，这篇无足重轻的覆醅文章全稿卒篇，为编者遗失而告寿终。前后一共只登到第六回。敝帚自珍，我对那被断送的残骸不无介意；替我可惜的却也不是没有人，尤其金马一班武装同志为之关心十分，最近时常有朋友来信问到它。……
总而言之，这残骸废品倒是颇蒙一般阿私所好的读者惦念，因此勾动我把它改造的念头。
改旧并不比新装容易，高明诸君有没有这个观念？我不足以知之；至少浅薄如我，确实有这么感觉。本此一点诚心和信念，我作信征求《大华晚报》编者同意，将这废品修理一番和读者见面。
改旧换新总还是新，但是话不能不先讲明白；否则未免涉疑欺骗。
姑不论《北雁南飞》原稿“被编者遗失”之说是否另有隐情，但它毕竟牵动到一个周刊“酝酿改组”，总是一桩不寻常的事件，应无疑义。而今事隔五年，在各方的殷殷期盼下，郎红浣决计改旧换新，并事先公开讲明，以免“涉疑欺骗”。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彰彰在人眼目；如是胸襟有可能会是拿旧作充新稿发表的人吗？答案当然是否！何况其后人接受访谈时都提及乃父是在家徒四壁、赤手空拳的情况下从事写作的；加以台湾当年并无任何搜藏大陆地方报纸的机构，纵然郎氏企图炒“民国旧作”的陈饭亦了不可得。
总之，通过郎氏如此这般的告白，当可澄清某某所谓“很可能大多是民国旧作”之说，并无其事。然则《玉翎雕》虽说是《北雁南飞》“借尸还魂”之作，却更扮演着自《瀛海恩仇录》以降，横跨康、雍、乾三代之《莫愁儿女》《珠帘银烛》《剑胆诗魂》等四部曲“认祖归宗”的领头羊角色。何以故？原来《玉翎雕》主要是写清顺治时期，神力王妃傅燕容私生子傅玉翎扬威域外，并帮助郑成功打红毛鬼子，收复台湾，最后功成身退的故事；此为傅家第一代传奇人物。而《瀛海恩仇录》则写女侠胡吹花纵横湖海、为父报仇，卒与傅玉翎之子神力威侯傅玉（小雕）比武较技、结为连理的故事，算是傅家传奇第二代；迨至傅小雕之子纪珠、纪侠、纪玉、纪宝等第三代儿女英雄以及傅、胡、郭、邓、马、李、杨、陈八家子弟（第四代）就构成了由《莫愁儿女》《银烛珠帘》至《剑胆诗魂》的故事情节。其间一部接一部，首尾相衔，环环相扣，波澜壮阔，高潮迭起，跨越了全中国乃至边陲化外之地。其格局之大，令人惊叹！
职是之故，《玉翎雕》看似压阵唱大轴戏，实为“玉—剑”五部曲之首，几可媲美王度庐所著“鹤—铁”五部曲，且各擅胜场，毫不逊色！至于互联网上号称是《莫愁儿女》续集的《鹿苑书剑》则是托名“云中岳著”，一分为二、以讹传讹的伪书，是不肖书商缺乏商业道德良心的铁证，理应予以严厉谴责。
（三）卧龙生成为郎红浣“备胎”之始末
走笔至此，有必要披露一段“武林秘辛”，因为它攸关台湾武侠小说尔后之发展、流变与创作取向，其因缘亦由郎红浣写《玉翎雕》半途辍笔、难乎为继而起。原来当年3月20日《玉翎雕》连载到第七回未完，郎氏即罹患一场大病，屡濒于危。《大华晚报》总编辑薛心镕见状，心急如焚。为预防万一，乃未雨绸缪，托圈内可靠人士放出消息，暗中寻访后起新秀之作，以备郎氏倘有不测随时可接手上阵。
一日，忽有一名年轻人来访，手中抱着两大包稿件，自我介绍是台南《成功晚报》副刊编辑童昌哲，笔名“伴霞楼主”。因闻人言《大华晚报》武侠连载有“换马”之意，遂带着自己与友人“卧龙生”的武侠新作前来应征。结果薛心镕看中卧龙生作品曲折离奇，饶有潜力，可成大器，遂决定采用其书稿，篇名即为《飞燕惊龙》。
孰料此时郎红浣之病情忽有起色，又能提笔为文了。先是同年9月14日郎氏发表《病中小记》，述说发病经过；继则于9月25日正式披挂上阵，抛出《复刊前言》，略谓：“来台后所作小说综三百万言，要皆荒唐无稽、附会史实，不虞读者阿私所好，许以能文。史学权威萧一山先生赐书‘愿结文字之缘’；李揆初先生且以陈定山先生许为‘独异’见告；而湘潭诗人张剑芬、李渔叔旷代霸才亦有‘仙心妙笔，当世无双’之誉。捧读之下，感极而悲，盖不止受宠若惊而已也！”言下之意，颇为其小说文字能见重士林而引以为荣。因此，《玉翎雕》虽然“久困病魔”半年有奇，而“绮业磨人，如蚊负山”，也不得不“强起执笔，以酬读者（知音）盛意”。于是继续其未竟之作，卧龙生只好苦等下去。
《玉翎雕》复刊于年9月26日，终篇刊出于年4月1日。旋即由国华出版社结集出版，并特请著名清史专家萧一山先生为之作序。萧氏对其诸作评价极高，盛赞：“郎先生之书，不仅数百万言能一气呵成，而结构谨严，词藻佳美，岂让大仲马《侠隐记》独擅文学价值乎？”并谓在文史年会中，曾“与沈刚伯、李济之、毛子水、刘寿民（崇鋐）、姚从吾、钱宾四（穆）诸兄聚居于（日月潭）涵碧楼，闲话及于稗官。余谓武侠小说之进步，郎先生应有荜路之功；老友均以为然。”③萧氏序中提到的“诸兄”皆为当时台湾文史学界之硕彦名宿。岂知一年后胡适在香港演讲却大唱反调，痛骂“武侠小说下流”，殆非萧一山诸公始料所及。
由于郎红浣照例是一部接一部地写书，几乎无隙可乘；而薛心镕又是个厚道人，不能不让老先生继续写下去。于是《青溪红杏》接着又上。离职前夕，薛心镕终于决定打破《大华晚报》武侠连载“一花独放”的惯例，让卧龙生《飞燕惊龙》于年8月16日登场，与郎红浣《青溪红杏》并驾齐驱。从此卧龙生始获生发机会，由台湾中南部之小报（台中《民声日报》及台南《成功晚报》）转战全台性的《大华晚报》，成为武侠文坛上的风云人物。而随着“武侠伯乐”薛心镕转任当时台湾第一大报《中央日报》副刊主编之职，卧龙生的代表作《玉钗盟》（）也获得青睐，得以连载于《中央日报》，跃登龙门，更上层楼，奠定了他“台湾武侠泰斗”的地位。
的确，郎红浣是姜桂之性老而弥辣，决不因后起之秀卧龙生来“抢地盘”而气馁；在《飞燕惊龙》连载三年期间（年8月—年7月），除《青溪红杏》（年4月）外，郎氏再接再厉又发表了《黑胭脂》（年3月）、《四骑士》（年2月）共三篇武侠连载，坚守不懈。然而卧龙生《飞燕惊龙》如风起云涌，犹无消停之意，郎氏终于不得不“认输”了！此后，郎氏勉力写完最终一部《酒海花家》（），再无新作问世，从此了结与《大华晚报》宾主相得十年之久的文字缘。
郎红浣文笔清丽，刚柔并济；运用京白对话时，状声状色，极为生动传神。尤善于描摹小儿女情态，或缠绵悱恻，或悲歌断肠；忽张忽弛，跌宕起伏，颇能引人入胜。此外，郎氏久历风尘，腹笥宽广，描写旧社会之风俗习尚、穿着打扮乃至典章文物、器皿用具均极考究，非一般道听途说可比。为其出书的国华出版社尝如此介绍说：“郎先生少遭家难，流浪天涯，足迹遍中国；阅人既多，所学亦博，于拳击、剑术尤精。”这正是他的武侠创作条件优于一般向壁虚造者之处，实非后人可及。
抑有进者，郎氏尝自况是“说书的”—在他的笔下无论男女老少，似乎个个都是饱学之士，多能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对答如流！这种偏好“掉书袋”的笔法，即使在民国通俗小说家中亦颇为罕见；因为它显然会对一般读者大众（非文史工作者）造成某种人文知识上的障碍，影响阅读节奏，而为智者所不取。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郎红浣的笔调略似王度庐小说之京味，却更擅长描写旗人贵族生活，与王氏走的平民百姓路线大异其趣！同时他还是自年代顾明道《荒江女侠》问世以来，在小说封面冠以“侠情”名目的第一人。尤其是他的武侠言情小说多以女性挂帅，巾帼不让须眉，颇有“阴盛阳衰”之特色；而其做张做智，又远非顾明道可比；对于顾氏所谓“武侠兼冒险体”的小说性质，郎氏则身体力行，更有戛戛独造、出奇制胜的发挥。所以总结起来，郎红浣一身实兼有顾明道（南派之纤巧）、王度庐（北派之豪壮）两家之长，应无疑义。这是方今研究武侠小说传承发展的有心人应当北京知名白癜风医院北京白癜风治疗最权威的医院
